以史學家的眼光與睿智對“樂府古題”進行題解,吳兢可稱得上是樂府詩批評史上的第一人,而且也是唯一的一人,因為在此前與此后的“題解類批評”作者中,主要是一些文學家或文學批評家。正因此,吳兢之于“樂府古題”的“要解”...[繼續(xù)閱讀]

    在《〈樂府古題要解〉序》中,吳兢已明言其撰寫《要解》一書的目的,主要是著眼于文學寫作學的角度,用來糾正“歷代之士”創(chuàng)作樂府詩時“不睹于本章,便斷章取義”之不良風氣,而欲使“后生”們有所鑒誡與“取正”的。《要解》...[繼續(xù)閱讀]

    現(xiàn)存李白的古樂府,主要較為完整地保存在兩種著作中,一為郭茂倩《樂府詩集》,一為王琦箋注本《李太白全集》。《樂府詩集》著錄李白樂府詩,總共為119題155首,其中,除去9題28首新樂府(即《笑歌行》《江夏行》《靜夜思》《黃葛篇...[繼續(xù)閱讀]

    在上述李白的三類古樂府中,如果除去第三類的12題13首詩不論,前兩種共計99題115首詩,權德輿《右諫議大夫韋君集序》所說的李白“古樂府學”之“學”乃寓于其中者,則是完全可以論斷的。這是因為,李白晚年所傳授給韋渠牟的“古樂...[繼續(xù)閱讀]

    在中國文學史上,歷史地存在著一種值得注意的批評現(xiàn)象,即許多詩人之于文學的批評,不是以“文論”或“詩論”的形式提出其批評理論,或者有關批評方面的某種見解,而是于自身不斷的藝術實踐中,積淀了具有“創(chuàng)作論”“方法論”...[繼續(xù)閱讀]

    眾所周知,樂府詩自誕生之日始,即具有“緣事而發(fā)”的特點。所謂“緣事而發(fā)”,從文學寫作學的角度講,指的是創(chuàng)作主體有感而發(fā),并具有很強的針對性,如漢、魏樂府中的《東門行》《陌上?！贰缎新冯y》《上之回》《飲馬長城窟行...[繼續(xù)閱讀]

    “因事立題”與“即事名篇”,雖然都與“事”密切相關,即都重視“事”的現(xiàn)實性與即時性,但從樂府詩發(fā)展史的角度言,其“事”之于“題”、于“篇”乃尤為關鍵,因為新樂府的“自創(chuàng)新題”與“無復倚旁”,乃皆因現(xiàn)實生活中的“...[繼續(xù)閱讀]

    在樂府詩史上,唐人對“新樂府”概念的提出,本是與古樂府相對而言的,即是用來區(qū)別于古樂府的。在初、盛唐時期,雖然已有不少詩人進行了新樂府的創(chuàng)作,但其卻并沒有從理論上提出“新樂府”或“新題樂府”這一概念。而當歷史的...[繼續(xù)閱讀]

    初唐是一個以近體創(chuàng)作樂府詩十分熱鬧的時代,所以,在“四杰”等人的作品集中,其樂府詩大都被編于“五言律詩”內(nèi),如楊炯的《從軍行》《劉生》《出塞》《有所思》《梅花落》《折楊柳》《紫騮馬》《戰(zhàn)城南》等舊題樂府,即皆為...[繼續(xù)閱讀]

    韓愈(公元768—624年)對于樂府詩的認識,其集中并沒有這方面的文章予以記述,而是皆蘊含于其對樂府詩的創(chuàng)作之中,這與李白的“古樂府學”皆寓之于其古樂府(舊題樂府)中者,乃如出一轍。所以,要了解與把握韓愈的樂府觀,就只能通過...[繼續(xù)閱讀]